大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

如果人人狭义互助、人人仁爱、人人平等自由、生活美好那就是完美的大同社会,欧洲的北欧已经基本达到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人人狭义的精神,可以说北欧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墨家的思想了,
唯有墨家才是大同社会最佳的代表,墨家比西方民主都先进,墨家的社会希望人人狭义人人平等人人仁义勤俭节约勤劳积极,西方民主也比不了,正因为有墨家这种思想华夏几千年没有被欺负过,但是自从墨家从政治退向民间逐渐消失以后国家就越来越破损阴阳不调,被权贵压迫鱼肉的状况越来越惨烈甚至遭受了被野蛮民族奴役和压迫、奴化的状况,主要是孔子遵崇帝利和士大夫以帝利和士大夫为中心及繁重的礼却忽略民利,儒以舟礼为基础,舟礼本就是围绕帝王利益的手段,儒家仁义远不如墨家仁义亲民,这些都是墨家不满儒家反对儒家的根本方面,没有代表民的文化出现没用,以儒治国必然导致阴阳失调百病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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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ingshiz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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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墨家的说法人人狭义人人仁义兼爱怎么可能会被鞑子钻了空子奴役人民鱼肉呢,怎么可能会有农民起义、权贵、官僚压迫鱼肉、汉奸出卖和杀戮人民、,满清入关呢,怎么可能会让贪官污吏、汉奸小人滥杀救国救民反抗奴隶主以及汉奸的义士,怎么可能会让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滥杀屠杀自己国家的同一个种族和民族呢。

恬恬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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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社会是儒家提出的

hepingshiz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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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有什么用,还不是被鞑子灭,宋明缺乏的是墨家精神,复兴华夏必须靠墨家,要不然没用,自从汉朝墨家在政治上消失只能在民间生存以后华夏就越来越苦难了,过去人没有体验到墨家的宝贵,当面对凶狠的敌人的时候已经后悔莫及了,现代人绝对不能再像古人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了,那样只会导致亡国灭种,墨家精神是华夏得以强大和延续下去不被异族和权贵、贪官奴役的必要保证,墨子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发现儒家学说有着诸多不足之处,“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要略》),最终与儒者分道扬镳,另立门户,并发展成为与儒家同为“显学”的一大流派。


儒墨之间的斗争十分广泛,《墨子》几乎每一篇目中都有所体现,但墨与儒显示出在立场上直接对立的篇目有《非儒》、《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墨家反儒的立场最为激烈、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墨子·非儒》一篇中,从中可以了解儒墨相争的焦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墨子学说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从“非儒”中发展而来的。



儒墨学说在本质上说,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学派,是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代言者之间的冲突在中国文化领域的表现。通过对于墨家“非儒”立场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儒与墨分明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不同声音。


那么,墨家是如何“非儒”的呢?






反对虚假而又繁琐的“礼”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儒者有相当的“有闲”时间,从而使他们有条件、有可能且也需要从事于那些礼仪形式与礼仪理论的研究。正是由于这种职业性的需要,使得那些原本并不复杂的礼仪形式变得越来越繁琐,从而越来越需要一个专门的智者阶层才能掌握。儒者讲究繁琐的礼仪,但具体化的礼仪形式本身往往与其教义是自相矛盾的。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通“期”);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母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堂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焉。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墨子·非儒下》儒家的人说:“爱亲人应有差别,尊敬贤人应有等级之分”。这是说亲疏、尊卑的差异。”儒者的礼仪是这样说的:服丧的日期,如果是父母去世要服丧三年;如果是妻子和长子去世,要服丧三年;如果伯父、叔父、弟兄以及庶子去世,要服丧一年;如果是外姓亲戚及族人去世,要服丧五个月。如果以亲疏来定服丧的年月,那么越亲近的人去世,服丧的时间就越多;而越疏远的,服丧的时间就越少,这样,妻子、长子和父母的丧期相同。如果以尊卑来定服丧的年月,那么,就是把妻子和长子看作与父母一样尊贵,而把伯父、宗兄和庶子看成是一样的。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吗?他们的父母死后,陈列尸体而不装敛,(招魂时)登屋窥井、挑开鼠穴,探察洗涤的器具,去寻求那死去的人。以为死者真的在那里面.这实在太愚蠢了。如果知道亲人已经不存在了,却一定要求这样去寻找,这不是太虚伪了吗?


“取妻身迎,祗褍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墨子·非儒下》娶妻要亲身迎娶,穿着黑色下摆的衣裳,为她驾车,新郎手里拿着缰绳,把引绳递给新妇,就好像敬奉父亲一样。婚礼仪式隆重,宛如承受着祭祀大礼。颠倒了上下关系,悖逆了父母礼节,将父母降低到和妻子、儿子的地位。妻子、儿子对上侵扰侍奉双亲的礼节,倘若这样,可以说得上是孝顺吗?儒者说;“迎娶妻子,是因为妻子要供奉祭祀。儿子要守宗庙。所以重视他们。”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这是谎话!他的宗兄守着祖先的宗庙数十年,死了只为他服一年丧;兄弟的妻子也供奉先人的祭祀,不为她服丧,而为妻子、长子服三年丧,那一定不是因为奉守祭祀的缘故。”优待妻子、长子而服三年丧,有的说道:“这是为了看重父母双亲。”这是想厚待自己所偏爱的人,却轻视自己重要的人,这难道不是大骗子吗?







反对无所作为的天命论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下》。(儒者)又极力主张有命论,说:“长寿、夭折、贫穷、富有、安定、危险、治理、混乱,本来都有天命,没有减损也不能增加。贫穷、显达、赏罚、幸运、倒霉,都是有定数的,人的知识和力量是不能使之有所改变的。”官吏们听信了这些话,就懈怠了自己分内的职责;普通人听信了这些话,就懈怠了自己的工作。官吏不从事治理,社会则会混乱;农事迟缓就会导致贫困。既贫困而且混乱,就(违背了)政治的根本,而儒者却以此来教化,实在是残害天下的人啊!






反对儒者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






以治丧相礼为主要事务的儒者阶层逐步脱离直接劳动者而相对独立,久而久之就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非体力劳动阶层。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和丰厚的财产,他们只能仰人鼻息,苟且生活,从而养成一种柔弱的寄生虫般的性格。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兼+鼠>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下》(儒者)制定了许多繁缛的礼乐去迷惑人,久久地服丧虚假地哀伤却欺骗他们死去的父母。立志安于贫困却极端地倨傲自大以傲世。背弃本业而安于懈怠傲慢。对于饮食很贪婪,对于劳作很懒惰。因此经常陷入饥寒冻饿的险境,而无法避免。他们就像人中的乞丐一样,也很像偷藏食物的田鼠,像视草而食的公羊,也像跃起而食的阉猪。君子笑他,他却怒道:“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他们夏天向人家乞讨麦子和稻子,等到五谷都已收割了,跟着就有人大办丧事。甚至子孙们也都跟着前往,吃饱喝足。办完了几家丧事,也就够了。借他人的家丧来养肥自己,依仗别人的田野所获来妄自尊大。当富人家有丧事时,他们就很高兴,说道:“这是穿衣吃饭的好机会啊!”






反对儒者一味崇尚古人的作风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墨子·非儒下》儒者说:“君子必须说古代的话,穿古代的衣服,然后才合乎仁义。”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所谓古代的言语与服饰,曾经在当时都是新的。而古人却说那时的新话,穿那时的新衣,难道就不是君子吗?既然是这样,那么必须仿照穿不是君子所穿的衣服,说不是君子所说的话,然后才能符合仁义吗?”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墨子·非儒下》。(儒者)又说:“君子只遵循前人做的而不创新。”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古时的后羿制作弓,季仔制作了铠甲,奚仲制作了车子,巧垂制造了船只,若依照儒者所说的话,那么现在的皮鞋匠、软甲工、车工、木匠都是君子了,而古代的后羿、季仔、奚仲和巧垂就都是小人吗?而且凡是所遵循的,起初必定有创新的人,创新的人既然都是小人,那么所遵循的也都是小人之道了!”






反对儒者的伪君子之道






儒者直接从劳动者中脱离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不甘于那些原来的低贱职业,或期望成为政府的典礼官,或期望成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君子儒”。他们有的是余暇时间可以钻研业务,从而将原本并不复杂的礼仪形式复杂化、理论化,无意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他们的职业性质也由原来单纯地为人们治理丧葬事务而扩大范围,举凡军国典礼、重大仪式,以至民间的各种带有文化意味的活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久而久之,他们便因这种文化的提升而改变其社会地位,也由于他们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拥有文化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地位便极为特殊。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与?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矣’”《墨子·非儒下》。(儒者)又说:“君子打仗,战胜后不再追那些败逃的人,对掩藏铠甲的敌人不再射他,见敌车驶入岔道,就帮助他推车。”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倘若双方都是仁人,那么就不会相敌。仁人以他取舍是非之理相互告知,没有理由的依从有理由的,不知道的依从知道的。说不出理由的必定被折服,看到善的必定会依从,有什么理由要相互敌对呢?如果双方都是暴虐的人相争,战胜方不追逐败逃的人,对掩藏铠甲的敌人不再射他,敌人的车子驶入岔道就帮助他推车。即使这些都做到了,也不能做君子,也许还是残暴的国人。圣(王)将为世人除掉他们,发动民众诛伐暴虐,如果在战胜的时候用儒家的方法,下令士卒说:‘不要追逐逃跑的人,对掩藏铠甲的敌人不再射他,敌人的车子驶入岔道就帮助他推车。’这样的话,暴乱的人就可以活命,天下的害不能除掉,这是残害众人父母,深重地破坏社会,不义的行为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墨子·非儒下》。(儒者)又说:“君子像一口钟,敲打它就响,不敲它就不响。”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凡是仁人,侍奉君上竭尽忠诚,侍奉双亲务必孝顺;见到善就赞扬,看到有过错的就谏阻,这才是为人臣之道啊!现在要是敲他才响,不敲打就不响,隐藏自己的智谋,懒于用力,安静冷淡地等待君亲发问,然后才作回答。即使是有关国家、双亲的大利,也不问不言。如果将发生大乱,盗贼将至,就好比一种安排好的机关将要发动似的,这时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即使其君亲都在,也不问不言,这实际上大乱的祸根啊!以这种态度作为人臣就是不忠,为人子则是不孝,事兄即不恭顺,待人即不正直善良。遇事,持后退不言的态度。到朝廷上,看到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唯恐说得比别人迟;如果无利可图,就高拱双手向下瞧,隐藏之深好象饭塞在嘴里一样,还说:‘这个我还不曾学过啊!’君上急于用他时,他却走得远远的了。”

域最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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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啊!中国社会太讲究血缘了,缺乏那种兼爱的精神。
活人的事总比死人的事要重要的多。
不是强者统治世界,而是要让平凡的人相互扶持着走下去。
要让人们认识到战争只会产生失败者。
还要打到人们期盼混乱的心。
哎,何时能够完成啊?

维克多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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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是不存在的

李一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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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之家

hepingshiz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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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约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dí),鲁人。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倡导“科学、民主、平等、博爱”爱好和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成为我们当今人类追求的目标,而他的提出是在二千年前,由于他的主张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背道而驰,遭统治者封杀,后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被人遗忘,实为可惜。假如我们不推崇“孔孟”,而推崇“墨子”,我们社会和人类的科技水平比现在要进步的多,我中华可不会有“百年耻辱”了,呜呼!
墨子一生追求和平,并为和平事业而奋斗,但他争取和平的方式与“孔子”不同,孔子争取和平是用”忍“的办法,作缩头乌龟,而墨子是主动防御的办法,通过提高自己实力,使敌人不敢发动战争,达到阻止战争,著名的有“墨攻”。
墨子又是一个实干家,他领导着他的弟子从事着科学探索,涉及到各个行业,取得许多科技成就,掌握了当是世界上最领先的科学技术,他的弟子在当时各诸侯国受到重用,可谓桃李满天下。下面是有关他的一些资料。
墨子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以兼爱(博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重视教育)为支点。墨子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 整套科学理论。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 (俗称 鲁班 )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繁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旋转脚跟后退。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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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思想  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兼爱非攻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与儒家的别爱(“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相反。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战争,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兼爱非攻是墨子最著名的思想。
天志明鬼
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
尚同尚贤
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节用节葬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非乐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
非命
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

hepingshiz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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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思想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 。他以 “ 耳目之实 ”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废(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把“事” 、“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但墨子并没有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墨家学派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逻辑思想体系。
一种观点认为,墨子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命”与“天志”体现了墨子“天人之辩”强烈的思维张力,在墨子宗教哲学里,天志兼爱而不不制天命,天道酬勤,天喜欢自强不息的人。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 治者发动 战争带 来的祸 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 ”来充当; 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 ,发扬兼爱,实行义政,否则,就是非法的,这就是墨子广为人知的主张“非攻,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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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想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学术成就  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另外墨子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有:
宇宙论方面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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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
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对于物质的本原和属性问题,墨子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质的本原是“有生于无”(《老子》第1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墨子则首先起来反对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万物始于“有”的主张。他指出,“无”有二种,一种是过去有过而现在没有了,如某种灭绝的飞禽,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为“有”;一种是过去就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这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无”。本来就不存在的“无”不会生“有”,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见,“有”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墨子进而阐发了关于物质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石头,就不会知道石头的坚硬和颜色,没有日和火,就不会知道热。也就是说,属性不会离开物质客体而存在,属性是物质客体的客观反映。人之所以能够感知物质的属性,是由于有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
数学方面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
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
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
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墨子
,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所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物理学方面 
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墨子
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
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的观点,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亚理士多德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就不会运动,而停止是物体的本性,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常人观测的结果的,却是肤浅和错误的)。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力臂(“标”)=重×重臂(“本”)。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200年,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墨子
。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
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
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
墨子
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了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机械制造方面 
墨子是一个精通机械制造的大家,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哲学方面
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子又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称逻辑学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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