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墨家学说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主流社会思想,反而在战国以后湮灭无闻消失了?

如题,是不是因为「墨家思想从整体上而言并不如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优秀」的缘故?◔ ‸◔?(O_O)?(⊙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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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听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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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 因毁灭而高贵——墨家的消亡便是华夏精神的堕落
2016-10-08 京博国学

先秦诸子百家,影响最大的要数儒、墨、道、法四家。现在我们知道,儒、法、道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巨大,一直延续到今天。只有墨家,在刹那辉煌之后,无论是作为一种学说,还是作为一种组织,都烟消云散,堙没在历史长河中。为什么会这样?

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儒、墨、道、法四家。但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它们的命运开始分化:儒家成了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法家虽在舆论上不大受好评,但实际上主宰了两千年来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与法家相反,道家则占据了民间社会的广阔天地,成为幽人隐士的精神家园。
只有墨家,在刹那辉煌之后,无论是作为一种学说,还是作为一种组织,都烟消云散,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我们现在还能从文本上大致了解墨家的思想体系,但它已经只是一块思想化石,它在现实生活中已完全没有影响力。——甚至即便是文本上的《墨子》,《汉书·艺文志》记载尚有七十一篇,但现在只留下五十三篇,而且这五十三篇亦是幸亏葛洪把墨子写进《神仙传》,使《墨子》得以托庇于《道藏》而留存于世。
为什么墨家下场如此悲凉?是墨家思想不够高明么?应该不是。墨家思想体系充满了伟大的人道主义色彩与科学精神,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它依然是那么熠熠生辉。可见,历史留下的未必尽是精华,淘汰的也未必尽是垃圾。
历史的逻辑未必是合理的,但不合理的又未必是不能解释的。作为一个长期而普遍的历史事实,墨家的消亡大概也并非偶然的命运安排。只是,原因是什么?
墨家与儒、道、法三家有一点差别,那就是它不仅有一套学说,还有自己的组织。这方面它与晚起的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东汉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相类,胡适先生甚至直接把墨家视为一种宗教,所以我们不妨拿墨家与释道二教来做比较。
就外因看,百家既罢、儒术独尊的历史环境可能是墨家消亡的重要原因,但同样不能居庙堂之高的道教(个别时期除外)却没有像墨家一样消亡,反而在民间发扬光大,并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底层民俗文化。
除开外因,墨家消亡大约有其内在的因由:一个人要想成为墨家的忠实信徒,就必须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必须能忍受生活上的艰苦,“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而不能像孔夫子那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必须怀有对众人的博爱之心,而不能讲私人感情……墨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所以,《庄子·天下》批评墨家说:“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不过,即便如此,《庄子·天下》还是感叹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相比之下,做道教门徒似乎要幸福得多。道教的修行目标不是来世往生极乐世界,而是今世就要长生不老,成为仙人。所以,道教,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正一道,并没有太多禁欲方面的规定,房中术甚至还是一种仙家秘术。
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固然是墨家不易为人接受的重要原因,但这一点尚不足以解释一切,因为在禁欲主义方面比墨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佛教,自传入中华以后,一直香火不绝,至今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大宗教,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
为什么墨家、佛教同样主张禁欲,而两者命运迥异?这可以从两者的不同之处找到答案:墨家只是一种世俗学说,而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作为出世的宗教,佛教能为信徒提供一套灵魂救赎的法门,让他们在禁欲的同时能享受心灵的满足,从而把所有的苦难都视为通往幸福彼岸的舟筏。正由于有这种“心灵鸡汤”,虔诚的佛门弟子可以忽略形而下的艰苦,去追求形而上的禅悦。
而墨家的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世俗化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非乐、节用、节葬……这些都是纯粹俗世的学说。墨家思想中唯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观点是相信鬼神并以此劝善,但这不足以改变整个墨家思想体系的高度世俗化色彩,不足以成为墨家门徒灵魂信仰的基础。而如果不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禁欲的生活、无私的行为就不会有普遍而长久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一种学问要想成为广被接受的显学,总得有某种足以吸引信徒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是形而下的物质动机,也可以是形而上的精神慰藉。而墨家恰好这两方面的东西都无法提供,最后只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墨家如要长存,必得把世俗主义与禁欲主义二者舍去其一,以世俗主义搭配功利主义(如同大多数世俗学说),或以禁欲主义搭配神秘主义(如同大多数宗教学说),庶几方可免于沦亡。
除此之外,墨家还有一个不得不消亡的理由:在大一统的专制君主治下,一个内部有着严明纪律的世俗化组织必然会让朝廷产生极大的戒心。虽然墨家可能只有一腔热血,没有政治野心,但专制君主最怕的恰恰不是贪婪的小人,而是有政治动员能力的圣贤君子。所以,汉高祖坐稳了江山后,丞相萧何的门客劝萧“多买田地,贱贳貣以自污”,这样皇上才会安心。萧何听了劝告,于是低价强买老百姓的房子田地,结果高祖果然龙颜大悦。假如萧丞相像墨子一样想着“摩顶放踵利天下”,说不定未央宫里又要多一个无头之鬼。
对于君主而言,可怕的不是有造反的野心,而是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宋太祖要“杯酒释兵权”,让老部下都去做富家翁。专制君主对一切世俗组织都必然心怀警惕,“结党营私”之所以是一个很重的罪名,关键不在于“营私”而在于“结党”。“结党营私”固然不可,“结党营公”就更加显得别有用心。
所以,作为组织的墨家必然只能存在于列国时代,那时还没有形成四海为家的大一统,列国君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身边的敌国,对自己治下的百姓自要松弛许多。而且,像墨子这类人可以周游列国,亦不致成为某一国君主的忌讳。一旦“六王毕,四海一”,君主就势必以臣民为敌,不但墨家这类的组织不可能继续存在,甚至秉承了一些墨家思想,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游侠亦因“以武犯禁”而为朝廷所不容。
而释、道二教虽有组织,但因其强烈的出世倾向而稍可见容于世。释、道二教不似基督教,它们一方面有遁世色彩,另一方面却又教人顺从世俗政权,即便世俗统治残暴无道,臣民也应逆来顺受。而且,在传教上,“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使释、道二教高度依赖世俗政权的支持。正由于释、道二教没有什么威胁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安邦定国,所以才不致像墨家一样过早衰亡。
毋庸置疑,墨家是个有着崇高理想的学派,这个理想,便是公天下、兼爱天下。面对理想又该如何作为?墨家的宗旨是:“口言之,身必行之”,因此,墨家又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实践精神的学派。正是因为这种实践自己社会理想的需要,才使得墨家在先秦众多流派中,成为唯一一个有着严格组织的学派。墨者称自己的领袖为巨子,奉巨子为圣人。其实,墨子就是第一任巨子,他不仅是这个团体的思想领袖,还是这个团体参与社会实践的组织者。不仅如此,墨者们还有着严格的自律精神,他们“以绳墨自矫”,严格要求自已。所谓绳墨,即木匠用以取直的墨线。而正是这种“以绳墨自矫”、严格自律的特征,才是这个学派被人称作墨家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睑黑或是墨子受过黥刑。
将以上分析结合其它资料,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墨家的总体形象:这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与强烈的社会实践情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还有,他们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正是这种对理想的坚持与执着,墨者们具有一种勇敢的精神,为了公理与道义,他们可以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西汉初年的陆贾说:墨门多勇士。《淮南子》书则说,墨家中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些,都是对墨家献身精神的真实记载。而墨家对于社会实践的参与,又多以有组织的群体形式出现,于是这种献身精神,便很容易表现为一种集体行为。
据《吕氏春秋》记载,墨家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封,他与弟子一百八十三人无一后退,全部战死!在当时的纷乱之世,这样的事件,于墨家想非一端。再看著名的墨子止楚攻宋。墨子反对战争而止楚攻宋,是作了两手准备的,一方面,他千里迢迢只身赴楚以止楚,另一方面,则派禽滑厘等三百弟子助宋守城以防不测。好在墨子止楚止住了,若楚王好说歹说不听呢?以楚之强而宋之弱,一旦楚王加兵於宋,不仅宋国难保,墨子与三百弟子的命运也很难说了。以墨家宁死不屈、义无反顾的精神推想,他们不会有一人退却,宁可死。墨家有多少弟子呢?
我常想起秦汉之际的田横。田横,齐人,当初与刘、项同时起兵反秦,数年后,刘邦称帝而田横与五百壮士败亡海岛上。刘邦为长远计,派使者软硬兼施以召横,田横不得已,与二门客随使赴洛阳。走到离洛阳三十里的地方,田横对两位门客说:当初我与刘邦同时起兵,而今一为天子,一为亡虏,我深以为耻。刘邦其实是想看看我的面容,烦劳二位将我的首级献给刘邦。于是自杀。二门客如诺,献田横首于刘邦。刘邦大为叹息,于是以王礼葬田横并拜其二门客为都尉。葬毕,二门客在田横墓侧自掘坑,然后双双自杀。刘邦更为惊叹,派使者赴海岛召五百壮士欲加重用。而海岛上的五百壮士从使者口中得知田横已死的消息后,无一奉召,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回答刘邦、回应田横的方式——全部自杀!
我常想,田横是墨家吗?田横是巨子而五百壮士是墨者吗?如果不是,他们那种重义轻生、慷慨赴死的精神与行事,与墨家何其相似!如果是呢?他们大概便是一群最后的墨者吧!
以崇高的理想为目标,以严格的组织为规范,以甘愿为理想而献身为精神,这便是墨家的总体特征。当他们以集体的、群体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与实践时,他们能显示出一种力量。然而,悲剧性的结果可能恰好也就在其中:当这个群体遭受强力打击时,以他们对正义与理想的执着,以他们宁可死而决不后退的精神,其结果,便不是土崩瓦解而只能是寸草无生了。土崩瓦解尚可收拾,寸草无生则无以为继了!
墨家的突然消亡是否可以这样解释呢?先秦墨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突然消失了,但他们的精神与行为风格却并没消失。你去读读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的《游侠列传》,游侠们那种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赴人之危厄、救人之急难等精神与行事,不就像墨家中人吗?只是他们的名称已不再是墨家或墨者,而是被称作——游侠!
因此可以说,虽然墨家已成遥远的绝响,但其思想至今依然散发着灿烂的光芒。倘能返本开新,墨学亦未必不能造福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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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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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才疏学浅,强行一答。

实质上不独墨子,老庄荀韩,都没有成为主流社会思想。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诸神大教,也都没能调伏我大天朝刚强难化的子民,成为主流社会思想。

先拿宗教说起,为什么诸神大教在我国就沉沙折戟,在印度就繁盛茂密。

何以故?

我同意章太炎的看法,印度是热带国家,地大物博、沃野千里、人口富饶、坐吃山空也供的起。

富裕的经济基础、天然配套骄奢淫逸的上层建筑。

有钱有闲,就开始仰望天空,思考神。

是宗教所以昌也。

而敝国崎岖的大好河山,正好也就培养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勤劳勇敢的传统美德。

相比于星星,更热爱尘世的幸福。

当然也就实事求是一点。

不能保佑咱"年年有余"、"上个好大学"的神,再见不拜。

不热爱生活、不钻研”夫妇和谐“、”孝敬爸妈“的经书,再见下架。

是宗教所以不昌也。

关于思想学说,那就更简单啦。

你说是应该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团和气、重视人和人之间心灵羁绊的孔夫子,作为我们的文化偶像。

还是选板着个脸,呼吁将先人弃尸荒野、打开你保险柜给穷人发钱的墨子学说,做咱的主流社会思想?

取舍明矣。

而至于说湮没无闻,其实能传世,就已经挺可以了。

yina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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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墨巨侠
引自《孔子决战孔子》作者:南郭刘勃[2012]¡¶¿×
没有君主接受墨子的主张。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墨子,他社会改革的方案只是停留在书里,甚至书也很少有人去翻动。这时,他坚持的意志与奉献的精神,在晦暗的背景下显得熠熠生辉。——这也正是很多人所熟悉的那个墨子形象。如果墨子成功了呢?庄子说,奈天下何!奈天下何!
战国的煊赫过后,将近两千年,很少能听到墨家的消息。但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墨家又吃香起来:《墨子》这书素来无人关注,传抄中失传了不少,留下来的也错乱得不行,现在有第一流的学者开始花大功夫整理;孙中山主持创办《民报》,一边提倡“三民主义”,一边甩开孔孟老庄,单捧墨子为的宗师;梁启超甚至说:“只有墨家思想,才能救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鲁迅写《故事新编》,儒家称道的伯夷、叔齐,道家的大腕老子、庄子,都被调戏得不行,只有墨子和墨子的偶像大禹,端的是有理想有担当,浑身“正能量”突突乱窜,是大先生笔下少有的积极形象。
孙怡让(1848年—1908年)的《墨子间诂》,集清代《墨子》校勘大成之作。注意封皮上的那个“闲”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清闲的闲的繁体字,却未必知道这也是间隔的间的异体字。所以这书名经常被错读为《墨子闲诂》,百度搜索“墨子间诂”,相关结果8万多;搜“墨子闲诂”,相关结果则超过9万。
当然,捧墨子,不是他的十大主张都捧。“明鬼”、“非乐”就明显不受欢迎。“兼爱”自然最得好评,因为很容易联想到“平等博爱”,也容易和基督教挂钩;《墨子》书里一些似乎和科技有关的内容,被迅速附会为声光电化;当时中国正风雨飘摇,反侵略的“非攻”,当然也是格外被强调的。
这造成的结果是,一般人对墨子的印象,就剩这几个标签:兼爱、非攻还有科学知识。最近这些年来,和墨家有关的通俗文化作品不少[1],大体,都是在强化这几个元素。墨子的侠义形象深入人心,而墨家的领导人叫“巨子”,我们可以尊他一声“墨巨侠”。
第一节 非攻:巨侠的底牌
非攻就是反战,反战这个观点,在当时不算有特色。
春秋时的战争多少还保留着些西周军礼的遗风。宋襄公恪守“不重伤”(砍对方一刀没砍死不砍第二刀),“不擒二毛”(头发有黑有白叫二毛)的规矩,虽然被伟大领袖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当时的风评,却不是一边倒的反对意见。发生在晋楚之间的邲之战、鄢陵之战都是有名惨烈的大战,然而邲之战胜负已分后楚军指导晋军怎么逃跑;鄢陵之战时晋国大夫则在战场上还要抽空向楚王下车行礼,这些也都被传为美谈。
到战国了,可是整个儿变了局面。“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了。面对眼见的飞血如雨白骨如雪,稍具人心者都要站出来反对战争。
墨子《非攻上》开宗明义,证明发动战争是不义的:偷别人家的桃李是不对的,当然偷别人家鸡狗猪更不对,偷别人的牛马又比偷鸡狗猪更不对,杀人又比偷鸡狗猪更不对,杀十个人又比杀一个人更不对,杀一百个人又比杀十个人更不对,发动战争死人更多,所以更不对。看见一点黑色说是黑色,看见很多黑色说是白,这是不知道黑白的分别;尝到一点苦味说是苦,尝到很多苦味说是甜,这是不知道苦甜的分别……所以不反对战争,就是不知道义与不义的分别。
平心说,这样夹缠的一大篇,可抵得过庄生的一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么?
把墨子骂作禽兽的孟轲孟老夫子,也曾宣称“善战者服上刑”,最好各国把能征惯战的名将都杀了,于是也就天下太平了。
某种意义上说,孟子的反战,比墨子还要彻底。墨子非攻,但是对“诛”却很赞许,就是说,像古代圣王那样发动正义的战争是可以的,——我们都知道,后世那些热衷侵略屠戮的元凶巨恶,谁不爱扯个正义的大纛?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战双方的普通士兵,又有多少人都满腔热忱的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墨巨侠的这个缺陷,庄子看得很清楚,他说,“为义偃兵,造兵之本”。[2]
孟子反而没这个问题。不义的战争他反对,而一旦正义,他就坚信应该有征无战。商汤征伐四方,结果是往东边打西边着急,往南边打北边着急,少数民族兄弟都抱怨说:“你咋才来捏?”(“奚为后我?”)周武王讨伐商纣,商王朝的军队立刻临阵倒戈,为王前驱,争先恐后当了带路党。道德感化力强悍到这一步,仗当然是打不起来了。至于也有说法,认为商周之战竟至于杀得血流成河上面漂着被丢弃的大木棒,孟老师是绝不认可的。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相信的,就是这些关于圣王战争打得很暴力的纪录。
所以,只要战争是残酷的,它就一定不正义。孟老师这个反战逻辑,称得起一以贯之。当然,一旦面对现实,它立刻就显得无比脆弱可笑。事实上,墨家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拿儒家开涮的。儒家对西周、春秋的温和战争规则始终有一种怀念,墨家就说,要不你就别打仗,打仗你就应该下死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懂不懂?(“暴乱之人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什么敌人逃了就别追啦,虚拉几下弓弦别再放箭啦,逃敌的车陷坑里你就去帮他推车啦(“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你这是装逼呢装逼呢还是装逼呢?[3]
说到底,墨巨侠“非攻”的与众不同不可企及之处在于,他是实践派。

你庄子话说得再精彩犀利,孟子话说得再慷慨激昂,面对屠刀,你们有办法吗?
可是墨巨侠就有。他可以以暴力对暴力,枪杆子里出政权,你能攻我就善守,你作云梯我就有“守圉之器”,你攻城的招数已经用尽了我防备的办法还有余。
而墨子最有名的“非攻”实践,自然是救宋的故事。
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很着急,从齐国赶了十天十夜的路到楚国郢都。先见公输般,再见楚惠王,一从道义的角度论证攻宋不合理,二从成本收益的比率论证攻宋不合算,三模拟演练,证明宋国你根本打不下来。总之,墨子冒着生命危险,总算是保住了宋国。
而墨子回去的时候途经宋城,宋国人居然不让他进门避雨。
照例,介绍墨巨侠行侠仗义的业绩的时候,都要讲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煽情结尾,还是让人有点疑惑。
有的古书说,墨子是宋国人;有的古书说,墨子在宋国做过官;还有学者分析,墨子的思想,和宋国的文化氛围很合拍。[4]就算这些说法都不对,墨子和宋国关系挺密切,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宋国人没理由不认得墨子。再说,墨子刚刚才跟楚王说,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在宋国帮助守城。现在老师来了,这些学生都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问题就出在帮助守城上。
墨子向公输般和楚王证明了,自己的守城技术和设备很了得。但打仗是个系统工程,光靠技术、设备肯定不够,他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守城措施,才能做到实战像模拟一样无懈可击。这才是墨子真正的底牌。
当墨子和公输般在楚王宫里演练攻防的时候,禽滑厘率领下的三百墨家弟子,应该是在宋城忙着这样的工作:
禽滑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守城的官吏、小军官以及富人、贵戚的亲眷全部集中起来住到官府,安排可靠的人把他们保护和监控起来。实际上,是拿她们当人质,这样才能确保城中关键人物不会叛逃。
其余墨家弟子们则迅速分散到全城各个角落,一部分查点百姓家的木材、砖瓦、石头等物的数目,登记其长短和大小。另一部分则组织安排城里的官吏、士兵和百姓,要他们和邻居结成联保联防。
这一切完成后,禽滑厘飞速赶到中军,击鼓三次,这意味,宋城开始戒严,从这一刻起,城上道路、城内街巷都要禁止通行,擅自出行者,斩。
粗手笨脚的军人甲导致了一场火灾,一旁的军人乙惊叫:“失火啦!”不远处但隶属于另一防区的军人丙闻声前来救火。禽滑厘听到汇报,确信军人甲并非故意纵火,松了口气,传令:军人甲、乙、丙,皆斩。——因为正确的应对,应该是军人甲、乙静静救火,军人丙原地不动,这样,救完火后,只要砍军人甲一颗脑袋就可以了。但如果甲是有意放火的,则应处以车裂之刑,乙则要连坐处死。
师弟曹公子慌慌张张的来像禽滑厘禀报,宋城的局势有点失控。有人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有人在大街上奔跑,还有百姓企图爬上城楼,观望敌情……禽滑厘不耐烦听他说完,重重一挥手:一律处斩!
机警的小师弟辅子彻[5]揪出了一个企图给楚军传递情报的间谍。理所当然的,这个人将被车裂。禽滑厘发现,间谍所在地的街坊里正和负责守护街巷的居民以及相关部吏,事先对此事竟一无所知,为了提醒城中其他地区提高警惕,这些人也一律死刑……
上述场景,是我根据《墨子.号令篇》推想的。这是篇专讲危急关头怎么布置城防工作的文章,或者干脆就是墨家一份军法性质的文件。
毫无疑问,按照这份法令打造防御体系的过程里,宋国人深深的被折腾了[6]。而最终结果是:墨子的游说成功了,楚国人并没有来。
我们知道,人民群众也不是好伺候的:你加大国防投入而使侵略没有发生,他们就往往会相信,侵略本来就不会发生。宋国的带路党会说,楚国已经不是当年的野蛮国家了,现在它是友好的,是华夏文明圈的一员,根本不会侵略我们。宋国的爱国愤青会说,楚国是混蛋,但楚国已经没落了,被自己国内那点破事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力出击,宋楚之间必有一战但应该是我们灭他们!总之,愤青和带路一致认为,牺牲和平生活大力搞防御系统,纯属毛病。
所以,他们不让墨子避雨,也许是对墨子有怨气。
另外,我个人的经验是,当年读了《号令》,因为打游戏而产生的对墨家的浪漫想象,也就烟消云散了。当然,这不是说要拿今天的标准谴责墨家残忍不人道,而是必须记住,战争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墨家作为一个人数不太多,背后也没有强有力支持的军事团队,这样高度的警惕和铁一般的纪律,是他们为了生存的唯一选择。
记住这一点,再理解墨家的其他很多主张,应该就比较容易。比如说,墨家的招牌观点“兼爱”,强调爱无需血缘纽带,爱别人的生命就要像爱自己一样。一道经历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战友袍泽,大概是最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一点的。
第二节 节用: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
墨子把自己的书给楚惠王看,后来别人转告墨子,楚王对此书的看法是,“贱人之所为也。”
也就是说,墨子这书,是在为社会底层的人说话。
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捧墨子是“平民思想家”,对墨子的定位,其实和楚王是一致的,只是评价变了。
墨子确实关心广大人民,他说: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
仁德的人的工作,就是为普天下的人谋福利,为普天下的人除祸患。这应该被看作是普世价值:对人民有利的就实行,对人民不利的就停止。
这话当然很动听,但其实有一个怎样定义“利”的问题。这样的对话我想大家耳熟能详:“孩子,你听我的,我这是为你好。”“求求你,不要为我好了!”这就是对“利”理解不同造成的尴尬。
好在墨子也说了他对利的界定。紧接上面引的那句: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非乐上》)
仁义的人为天下考虑,而不注重个人享受。为了个人享受而“亏夺民衣食之财”,仁义的人不会干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句话墨子不是随口说的,他对利的理解,就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一切艺术是不必要的。因为文艺活动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收益,成本却很高。
墨子还对科学探索不感兴趣。这个可能会引起争议,稍微多说两句,关于墨子和公输般斗法,除了攻宋那次,还有个著名的故事: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通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
公输般用木头做了一只鸟,天上飞了三天没下来。公输般自然很得意,墨子却表示了鄙视,说你这个东西,其实不如木匠做的车辖管用。人家加工一块三寸大的小木块,能承担五十石的分量,这才了不起。对人有利的才是巧,没啥好处的,再巧妙也是拙。
(车辖呈长条形,与车軎配合使用,也就是是车轴上的销子,插入轴末端的方孔内,以防车轮脱出。虽然是个小部件,但没有它,车子就跑不起来。)
谈中国科技史,有所谓“李约瑟难题”: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自己给了三条答案,第二条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这话作为整体判断对不对的另说,但上引墨子的言论,倒算是为这一点现身说法了。科学研究,多少总要有一种非功利的钻研热情,墨子却比谁都着急要效益。他无疑是古代一位十分伟大的工程师,但科学家这个称号,还是免了。
说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简单小结一下。墨子的这些主张,确实反映了社会底层的需求。同样是关心底层,有两种:一种是悲天悯人的贵族,自己过得好好的,因为见不得穷人这么惨,所以站出来帮穷人说几句话,但思维方式还是贵族的,对穷人究竟怎么想,他们其实未必很了解;一种是自己就是草根,但脑子和嘴巴比较好使,加上心雄胆壮,于是挺身而出为自己的阶级兄弟宣言了。
我觉得,孔孟比较偏于前一种;而墨子则属于后一种。——墨子出身社会中下层,这也是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
他对社会不公的抨击很有力;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他反映得也更真实;要让底层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休息时间,这个诉求绝对合理而且是当务之急。墨子显然比孔子熟悉民间,所以他更能说出民间的心声;甚至他那一副劳动人民的形象,也比讲究贵族派头的孔老师有亲和力。战国初期的这一段,墨子的感召力尤其是在中下层社会的感召力,应该要大于孔子。
但是墨子的视野其实比较有限,所以对整个贵族传统不但排斥而且隔阂(作为比较,我们可以说,老子、庄子、韩非子对贵族传统也排斥,但不隔阂),因此不大能理解它存在的意义,所以毫不介意将之彻底否定。
但是,视野大不大是一回事,墨子的胸怀,无疑是很大的,大到想让普天下的人彼此相爱。
第三节 兼爱与人性
兼爱是治疗乱世的药方。墨子说: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上》)
圣人把治理天下当做自己的职责,那就不可不考察乱世出现的原因。乱世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人们彼此不相爱。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爱别人就像爱自己(“爱人若爱其身”),那么自然就父子相爱,君臣相亲,小三爱大奶,贾环爱宝玉,城管爱小贩,拆迁队爱钉子户,带路爱五毛,中国人爱美国(咳,这个好像很多人确实做到了)……让世界充满爱,岂不就天下太平了?
当然,任何还没有纯洁到不可救药的人,对这个美妙的提法,心里都多少会有一点保留。
兼爱能做到吗?能够爱人如己当然好,但这不符合人的本性。我就是爱自己的父亲,胜过别人的父亲;爱自己的儿子,胜过别人的儿子;我倒是想更爱别人的老婆,但别人也得干啊?
墨子确实面临了这样的质疑,他没有用墨家的团队体验来应对,而是这样答复的:咱不鼓吹什么美好的人性,事实上咱基本上算性恶论者。[7]咱家认为,普天下的什么父母啊君主啊老师啊基本都是坏东西。[8]但是“人性趋利”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吧?爱不是目的,爱追求利益的一种手段。墨子假设了两个例子:
一个士人主张“兼”(爱所有人),所以助人为乐;一个士人主张“别”(只爱自己),所以损人利己。让你选朋友的话,你选哪个?
一个国君主张“兼”,所以爱民如子;一个国君主张“别”,所以大灾大难面前,任人民自生自灭。让你选国籍的话,你选哪个?
你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赤裸裸的自私者会被别人抛弃,所以为了更大限度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就应该全心全意爱别人。这就叫 “兼相爱,交相利”。——根据这个解释,我想,把墨子的主张表达为“情感投资”,可以说相当忠实准确。
而墨子所处的时代,特点恰恰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人际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一个社会里,要人相信付出爱就可以确保获利,难。
尽管墨子并没有书里引用此类反驳,但这样的反驳显然是存在。[9]更重要的是,墨子自己的经历,更是兼爱行为不能获得足够的回报的活生生的例子。他的论敌嘲笑他说,我不行义,也没什么坏处,你行义,又何尝见有什么好处?你丫就是一神经病(“有狂疾”)。[10]他的朋友则劝他说,天下人都不行义,你又何必独自承担?
墨子对此的回答是,正因为天下人都不行义,我更要坚决奉行。这就像大家都偷懒的时候,工作者更要加倍辛勤的劳作。[11]这句话里流露出的坚强意志和伟大情怀令人感佩,但也恰恰证明了兼爱理论要推广,不能光靠利益驱动。
墨子相信,另有一个东西,可以让兼爱成为现实。
第四节 尚贤:热爱权力
草根阶级对权力更加迷信和迷恋,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事。贵族眼里的权力,往往是被礼仪、伦理、风度之类的东西重重包裹的,结果是他们中涌现了不少买椟还珠(也许应该说买椟还刀)的人士。而来自底层的人们,反而见识过更多权力不加掩饰的运作和不可抗拒的强大。
墨子并没有直接提倡过平等,但节用、兼爱、天志等主张中,确实可以推出平等观念。节用到极致,君父的吃饭穿衣棺材板都和臣民一样,彼此至少看起来是平等了;兼爱到极致,君父像爱自己一样爱臣子,臣子像爱自己一样爱君父,当然也就不再有君臣父子之别,那是真平等了;强调天至高无上,“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那么在天面前,人自然都是平等的——据说,基督教从来都是包孕着“平等”的信念的,用的就是这个逻辑。
孟子、荀子还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喜欢等级制的他们,都不得不批判墨子。孟子骂墨子是“无父”的“禽兽”;荀子说听信墨子的主张会导致“号令不施”;司马谈也说,墨家之法的结果,是“尊卑无别”。
我猜想,这里面虽然孟子骂得最激烈,但墨子大概最无所谓,因为他确实不太信任父子血缘的作用,他说“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又说: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仪》)
普天之下当父母的多了,但没几个是好东西,所以学习爸妈就是学习坏蛋啊。
但“号令不施”、“尊卑无别”的批评,恐怕会大出墨子意料之外,墨家如果确实演变成这个样子,应该还会使墨子颇为失望和伤心。因为平等不是他想要的,他是最讲究发号施令的人,也极端强调尊卑之别,只是尊卑不以血统来划分罢了。
回到兼爱问题。论证兼爱的可行性的时候,发现利益驱动仍然不足以说服对方,于是墨子又讲了几个故事。
一个是“楚王好细腰,城中多饿死”的掌故;另外一个也类似,晋文公喜欢俭朴,所以他身边的臣子就穿的破破烂烂。还有就是,为了考验士兵的勇敢程度,越王勾践故意放火烧船,然后擂鼓命将士前进。结果,他的士兵们前赴后继,死在水火之中的不计其数。
这些故事在当时都流传甚广。但是,它们和兼爱有什么关系?
墨子说:减肥饿死,穿破烂衣服,冲进火船里送死,这些都违背人的本性。但是,只要国君喜欢,就都可以做到。所以,只要有国君推行兼爱,用奖赏来勉励大众,用刑罚来威逼大众,那么,兼爱就像火焰向上,水流向下一样,是天下不可以防止得住的。
总而言之,爬上领导的位置,再运用手里的权力,什么目标都可以达到。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墨子设计了自己的理想国。
第五节 天下大同:墨子的理想国
和孔孟不同,墨巨侠的理想,不是帝王师,而恐怕是哲人王。
墨子书里面,“王公大人”出现的频率极高,墨子不断给他们出主意,说应该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如此才对你们最有利。
但郭沫若先生据此说,墨子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我还是有保留意见。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的服务是事实,但之所以服务,应该算反映了墨巨侠面对现实的无奈。
拿希腊的事情比较:我们知道,柏拉图曾经三次远赴西西里,去给叙拉古城邦的父子两代暴君上课。结果当然非常失败,最后一次,一代哲学大师甚至被卖为奴隶。
柏拉图不是犯贱的卞和,觉得发现了一块美玉,就无论如何也要献给君王。他干吗憋着劲要和暴君打交道?因为他老人家一门心思的想让哲学家当王,而哲学家在任何国家都不受欢迎,指望通过民选而让一位哲学家为王是不现实的,那就只能设法,把一位现成的王给改造成哲学家。——想当哲人王还是想当帝王师,据说是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重大差别。但一门心思想当哲人王的柏拉图,还是只能选择去当了帝王师,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亦然,可见形势比人强。
墨子的用心,估计和柏拉图差不多,也是要改造这些“王公大人”。只是他比柏拉图会说话,所以结果好一点,没有被变卖,不过是被楚王调侃,说是“贱人”而已。
我猜,墨子尊敬的喊着“王公大人”的时候,心里多半想着,这些人不是好东西,到了天下大同那一天,都应该撤换掉。墨巨侠的心在滴血啊!
柏拉图有千古名篇《共和国》,畅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所以中文通常干脆就翻译成《理想国》)。墨巨侠其实也想着彻底砸碎旧世界,在一张白纸上勾画自己心目中的大同天下。
这就是《尚同篇》。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馀力,不能以相劳。腐朽馀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人类刚刚诞生,还没有法律和政府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一个人有一种观点,两个人有两种观点,十个人有十种观点,人越多,观点也就越多。大家都觉得自己对,别人错,于是彼此攻击。所以父子兄弟都不和睦,天下百姓,更是彼此谋害,水淹火烧投毒什么都干得出来。能力有余的,不帮助别人;财富有余的,宁可浪费也不分给别人;有了知识,也不传授给别人。所以那时候天下大乱,人跟禽兽没啥区别。
墨子是在说,天下大乱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夫明虖(乎的借字)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要让不必有观点的人确实做到没有观点,就需要建立权威,即要找一个人成为行政首长。所以,应该选出天下最贤明而又执政能力的人,让他去做天子。
因为这句话里出现了一个“选”字,曾经让近现代以来的不少中国人很兴奋,以为墨子已经有了民主选举的构想。
这种兴奋大概比较自作多情。有两条证据,可以证明墨子绝不赞同民主:
第一,墨子虽然对平民阶级物质生活的困窘充满同情,但墨子是完全鄙视他们的判断力的。墨子说:“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智者出。”(《天志》)他不会相信一群笨蛋能选出一个好领袖。而墨子又是要做就做最好的,他不会满足于“最不坏”。
第二,就在下面的文字里,墨子提到天下太大,没法直接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而天下人自下而上而普选,难度无疑更要大得多。所以按墨子的观点,民选在技术上自然更不可能。
这个“选”要是前面加主语,应该是墨子所最推崇的“天”。由天来选天子,换个说法,不过是中国人一直耳熟能详的“得天命”。
墨子是很自负的,曾宣称:“我的话已经涵盖世界上的一切真理。抛弃我的主张去自己思考,等于放弃收获而拾拣别人遗留的小米,反驳我就像是拿鸡蛋来碰石头,用光天下所有的鸡蛋,也不会对石头有什么损伤。”[14]显然在他心目中,谁是“天下之贤可者”,谁是最“贤良圣知辩慧”之人,没有人能和自己竞争,如果真能建立大同社会,他理所当然不可不戒的是第一任天子。
墨子是主张禅让的,那么就不大会赞同世袭,所以第二任天子应该还是选出来的。尧禅让给舜,流程是四岳推荐,然后尧最终拍板。则选拔程序应该是,经过一个小集团的讨论或者不讨论,最终由上一代领导人指定下一代领导人,后来墨家选巨子,似乎就是这么办的,今天的中国人,对此也不会觉得陌生。
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墨子说,天子一个人无法管理普天下的所有的事,所以,在中央选拔三公辅佐自己,再把天下划分为“万国”,万当然是略数,但选择这么个大数目,可见墨子心目中的国很小。另外,传说夏代万国,商代三千,周代八百,所谓墨子用夏政,这也是表现之一。
天子选拔一国中最好的人做国君。国仍无法直接管理,还要再进行分割。先把全国分为若干乡,选一乡中最好的人做乡长;再把每乡分为若干里,选一里中最好的人做里长。
接下来,治理天下就很简单了。作为笨蛋的人民,需要学会的,只是服从:
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
里长按照天子的最高指示,统一全里的意见,带领大家一起向乡长看齐;乡长统一全乡的意见,带领大家一起向国君看齐;国君统一全国的意见,带领大家一起向天子看齐。
就这样,天子说对大家也说对,天子说错大家也说错(“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终于,普天下就只有天子的一颗“贤良圣知辩慧”的大脑在思考了,“是以天下治”。
怎样才能确保社会的所有阶层都跟天子保持一致呢?有四项工作墨子特别重视。
第一是分化群众。墨子把“下比之心”(即群众拉帮结派)视为尚同的大敌,尤其严禁“下比而非其上”,即在群众里传播谣言[15],非议领导和主流价值观。
第二是广布耳目。对大同世界里的群众的要求是:
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
看见社会上好的坏的都要举报,不举报的,也要惩罚。作为富有军事经验的领袖,墨子是深知间谍和群众举报的作用的。一个人私下里有什么行为,他身边的人还茫然无知,天子对之的赏罚却已经发布下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这可以起到绝大的心理震慑效果(“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也有利于天子神化自己(群众认为“天子之视听也神”)。要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遍布耳目。
第三是严格赏罚,和领导一致就赏,和领导有不同意见就罚:
古者圣王为五刑(1、墨,额头上刻字;2、劓,割鼻子;3、剕,砍脚;4、宫,毁坏生殖器;大辟,砍头),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线头的总束),罔罟之有纲(网上提拉的绳子),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古代的圣王发明五刑,就是来用治理人民的。五刑就像是丝线的纪,罗网的纲,就是用来控制普天下不和领导保持一致的老百姓的。
第四是群众运动。光是上级惩处还不够,还要开批斗会。墨子说,你跟领导不一致,“万民闻则非毁之。”
总之,墨子的这些手段,跟后来的商鞅、韩非他们已经没多大区别。事实上,确实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二三传之后,墨家就与秦国有莫大关联,甚至认为就是墨家缔造了秦国。
当然,我们始终不能忘了,墨子设计这样一个世界,用心是为了老百姓谋福利。
我们可以向墨子质疑:天子最好,一切听天子的,于是天下就好了。这固然是个简便的法子(我们不能要求墨子理解什么“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之类)。但万一天子变坏,岂不是也就坏透了?——就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说的,君主制是最好的制度,但一旦变坏成为僭主制,它就是最坏的。
应该说,这个问题,墨子也是考虑到了的。所以他还留了一手,专门用来监督天子。
那就是天。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同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老百姓和天子保持了一致,但还有没有和天保持一致,那就会发生很多自然灾害,比如狂风暴雨连绵不断,就是上天在惩罚没有和天保持一致的老百姓。
虽然这句说的还是惩罚老百姓,但毕竟百姓和天不一致是天子造成的。我觉得这里面已经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如果天灾不断,就说明天子和已经和天发生了分歧。而既然天是绝对正确的,那么和天不一致的天子,就是可以而且应该推翻的。
就出发点说,墨子和后来的韩非他们毕竟有本质不同,——不管在现实面前,最初的动机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第六节 奈天下何?
怀揣善良的动机,实践起来却是个悲剧。满心想为人类谋福利,结果却设计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极权社会。这样的故事说来当然永远令人感喟,而更悲剧的是,这并不是偶发事件。
跳出肮脏沉重的现实,关起门来开动脑筋设计出来的理想社会,几乎就没有不悲剧的。前面提到过的柏拉图大师,他的共和国里的恐怖阴郁气氛,比起墨巨侠的大同天下,就绝不逊色半分。——墨巨侠提倡用暴力统一意见,好歹大体还算来得光明正大;柏拉图大师可是主张政府有撒谎的特权的,他说这就像这就像医生有开药方的特权一样。[16]
后世还有乌托邦、太阳城之类,随便可以数出一大串。空想家和理想社会的关系,大概很少能逃出求种像条狗,撸完嫌人丑的轮回。
墨子、柏拉图们之所以会有设计理想社会的雄心,大概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整体主义者。
柏拉图说,“万物从大的方面来看总比从小的方面来看要容易得多”;墨子则有一个口头禅,就是“天下”。墨子喜欢谈利害,但个人很少提。说到利的时候,他总是爱说“天下之利”,说到害的时候,他总是爱说“天下之害”。事实上,墨子的文章里,几乎没有哪篇不提“天下”二字。
在天下之大利大害面前,个人的小小悲欢,算什么呢?
《鲁问》中有这样的故事:
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其子战而死,其父让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是犹欲籴,雠(售)则愠也。岂不费哉!”
鲁国有个人让自己的儿子追随墨子学习,这个儿子后来战死了,做父亲的责怪墨子。墨子回答:“你让你儿子做我的弟子,(学的就是随时准备战死),现在真死了,你恼火什么?这就像想卖米,结果卖到脱销却反而发怒,不是让人费解吗?”
在伟大理想面前,一个人的生命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更多人的生命殉葬,也只是增加了理想的光彩,著名的孟胜为阳城君守城的故事,就是如此。
《庄子.天下篇》里,对墨子有一段议论,不像儒、墨互拍那样说得剑拔弩张,相反,态度很平和,也很沉痛: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墨子真是天下的一个大好人,但是,他的主张违背人的本性,一旦变成现实,天下人无法承受。墨子虽然能一个人背负着他的理想,但他要把天下带到哪里去呢?
奈天下何?奈天下何?
第一节 墨者之法
——墨子的遗产之一
先还说墨巨侠。和孔门不一样,墨家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有严密的组织。
墨子的顶门大弟子禽滑厘对老师的态度是这样:
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备梯》)
基本和奴隶没什么区别,连心里想什么,都不敢问老师。想想孔子和学生都是怎么相处的,真是对比鲜明。——子路不爽,可以逼得老师赌咒发誓(“天厌之!天厌之!”);子贡听到人家说孔子的坏话,则会屁颠屁颠的传话:“老师,人家说你像丧家狗诶!”
和孔子一样,墨子也会帮学生找官做。这样的事例,在墨子书里可以找到很多。有意思的,是学生做官后和师门的关系。
墨子把耕柱子推荐到楚国做官。后来几个墨家弟子去拜访师兄,耕柱子对他们的款待很一般。弟子们不爽,跟墨子抱怨:“耕柱子处楚无益矣!”
墨子说:“未可知也。”意思是等着瞧。
不久,耕柱子送了十斤金子到墨子面前,说:“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
墨子于是对学生们:“果未可知也。”意思是,你们看如何?
墨子又有个学生胜绰,墨子把他推荐给齐国将军项子牛。项子牛多次侵略鲁国的土地,胜绰追随。墨子于是派人跟项子牛打招呼,让他辞退胜绰。因为胜绰这么做,违背了墨家“非攻”的原则。另一个学生高石子就比较自觉,当官而不能实践师门的理想,就自己辞职回家了。
看了这些例子,回头再看那句“耕柱子处楚无益矣”,包含的意思就显得不仅是抱怨:第一,做官的弟子,看来被认为是有照顾同门的义务的;第二,这些弟子似乎是在请求墨子,把耕柱子也从官位上弄下来吧。
总之,墨家的逻辑就是,师门的原则,更大于官场的规矩。——今天要是有个民间组织,可以这样操纵官员的任免,大家觉得会被怎么定性?
孔子若地下有知,发现有人可以当老师而强悍到这个地步,心态大概很难平和:他未必认同这是合理的,但怕不可避免的也多少有点羡慕。
学生当了官,然后作风让孔子不爽的事,实在是也有的。冉有就是典型,他帮鲁国掌权的大夫季氏搜刮钱财,孔子发怒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家伙不是我的弟子了,同学们敲起鼓来讨伐他去,必须的![1]
处罚是开除学籍,并发动同学去讨伐。讨伐似乎没下文,冉有后来也还是当着自己的官。对比墨巨侠的遥控自如,孔老师只透出无能为力。
墨家的掌门人叫巨子或钜子,有学者认为,墨子当然就是第一任巨子。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观点“没有文本上的依据”,恰恰是因为墨子去世,伟大导师没了,为了保持组织的凝聚力而塑造新权威,才出现了巨子制度。
即使是采后一说,也还是说明了墨家的组织化程度之高。前面提到过,儒家也曾想立个孔子的继承人,结果就没搞成。
《淮南子》夸墨子,说他门下有追随者一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个汉朝人的说法,可能只是推测。但后来有位墨家巨子,却确实是做到这一点的。
楚肃王要清洗楚国的贵族,这些贵族不甘心束手待毙又无力抵抗,就纷纷流亡。其中有一位,叫阳城君。
墨子晚年,是阳城君的座上客;墨子去世,墨家巨子孟胜仍然受到阳城君的厚待。当初,阳城君把自己的封地鲁阳,托付给了孟胜。楚国的军队,来没收接管鲁阳。孟胜决定死守。
有墨家弟子对这个选择表示难以理解,因为实力太过悬殊,与楚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阳城君本人也已经逃走,死守毫无意义。但是孟胜坚持,他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退缩的道德勇气,才能真正使“墨者之义”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最终城破,殉难的墨家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和希腊人“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传说一样,其中也有二个人本来有足够正当的理由离开绝地,但他们仍然坚决选择了死亡。
《吕氏春秋》的作者感叹道,“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值得注意的是,当孟胜说明为什么要选择死亡的时候,没有向弟子们提过哪怕一句超自然的力量。这大概说明,墨家已经不再需要天志、明鬼之类的教训。对组织的热爱与信仰,本身已经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吕氏春秋》还讲过另外一个墨家巨子的故事。
巨子腹(黄享)【tūn】,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文王怜惜腹(黄享)年老却只有这个独子,因此予以特赦。但腹(黄享)坚持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所以虽然大王为我儿子颁布了特赦,但我还是要依照墨家之法处死他。”
这个故事收在《去私篇》中,强调的是腹(黄享)道德高尚。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它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墨家是一个有自己的法律的组织,巨子依照这套法律,对内部成员,有生杀予夺之权。
这样的民间组织,今天又会被怎样定性?
反过来看,领袖太有权威,组织太过严密,也可能成为软肋。
巨子有如此惊人的影响力,从人之常情说,怕是不少墨者都会觊觎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刚好有个超逸绝伦大伙都服气的候选人,抢班夺权的事情,就免不了会发生。而一旦发生,充满道德激情的组织,大概很难懂得妥协,那时,内耗、分裂就不可避免。
分裂确实发生了。
韩非子提到,墨者分裂成了三派。庄子还说,这些支派都想当巨子的继承人,互相指责别人不是正宗,也就是“别墨”。——考虑到《墨子》书里,“别”往往是作为兼爱的“兼”的反义词使用的,则这个词的贬损意味,可能相当严厉。
对墨家这样的党团来说,分裂造成的创伤,比本来就松散的孔门当然大得多。何况,内患之外还有外忧。
古籍中有很多蛛丝马迹表明,孟胜之后,墨家组织的重心,到了秦国。——作为工程技术人才,墨者自然为各国君主所乐于引进甚至礼敬。战国初期,迫切需要改变其边缘化处境的秦国青睐墨家,是毫不奇怪的事情。[2]
如前文就引了一段墨家巨子腹(黄享)和秦惠文王的对话。
秦惠文王是什么人?他是秦孝公的儿子,即位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诛杀变法的商鞅。
当然,他对商鞅制定的法律,其实不但没什么意见,甚至终身奉行。他所不能容忍的,是“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君主的权力,是断断不容分享的。绝对君权之外,不可以有任何强大的官场或民间势力存在。
腹(黄享)不接受秦惠文王的特赦,实际也就是隐然以“墨者之法”与“大王之法”分庭抗礼的。这样一位雄猜的君王,嘴上或许会赞誉他的大公无私,心里到底会怎么想?
秦惠文王有没有什么手段对付墨者,不得而知。但秦墨确实飞快的发生了变化。到了这位秦王的晚年,腹(黄享)想必早已去世,出现在惠文王身边的,是另一个叫唐姑果的墨者: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少主指惠王的太子)。”王因藏怒以待之。
东方的墨者谢子要来见秦惠王,秦惠王向唐姑果咨询。唐姑果害怕谢子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说,这个谢子是一个奸诈的辩士,他来,一定会搬出大套说辞,来骗取您儿子的信任。于是,秦惠王见谢子之前,就已经憋着火,当然,谢子的游说也就没成功。
依附权力,然后进谗、邀宠、诬陷……这是自居奴才的人,才会去做的事,唐姑果做起来却是如此的轻车熟路。你再也无法把这个形象,和当年在秦王面前凛然谈论天下之义、墨者之法的巨子联系起来。
墨子、禽滑厘、孟胜、腹(黄享)的灵魂在云端里看到这一幕,大概也只能一声叹息:“他好像一条狗诶!”

驭笔峰居士

赞同来自:

谢谢邀请,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墨家学派消亡浅论》,发表在《语文学刊》2013年3月上旬刊上,该说的话都说过了,所以偷懒把论文复制到这里,但是脚注删掉,您看行吗?
全文如下: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战国时代,儒墨并世,共称显学。然而至汉代世宗以后,独尊儒术,同样作为显学的墨家却销声匿迹。关于此种原因的说法,历来有不同的意见。笔者以为,究其根本,则原因有三:
首先,墨家的消变与本派的学术分裂有关。《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学术的分裂使他们走向各自的分化,离墨家的本义就越来越远。与儒家学派的自我演进和历史重塑不同,墨家更注重实际操作(包括器具的制作和现实的行侠),而不太注重对经典文献的解读。
从经典的数量上来说,《汉书·艺文志》中,共载有儒家文献三十三部,三十一种之多,每一种的篇目多保持在十八到二十二篇之间,个别篇目如《徐子》四十二篇,《荀子》三十三篇。而墨家学派只有六种文献,并且除《墨子》一书外,其他的经典篇目最多的是《随巢子》,共有六篇,而最短的《我子》只有一篇,其他分别为二篇、三篇和三篇。在经典的数量上,墨家学派就无法同儒家学派相比,这也为其思想的继承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而在经典的解读上来说,儒家有一个专门的经典师承系统,例如孔子传宓子贱,宓子贱家传到伏生,伏生传欧阳生,欧阳生传兒宽,兒宽传孔安国。师徒传承的过程中对经典的解读也不断增益。至孔安国,则有《古文尚书传》、《论语训解》、《古文孝经传》等书。对经典的释义进行更进一步的发扬。墨家只有彼此的师承,却没有经典的传承关系。所以墨家思想在学术分裂之后不能像儒家学派一样进行有效的学术整合,遂终于走向消亡。
其次,墨家学派的消亡也与秦汉时期的政治统一相关。众所周知,先秦时代,各诸侯国林立,各个政治实体对于境内民众的管理都是有限且缺乏效果的。所以民众在继续依靠所在国政府的公力救济的同时,更大程度上依赖自我的私力救济,而私力救济的实施者便是侠客。墨家作为侠客的代表自然会受到这时民众的欢迎,成为一时的显学。而到了秦汉时代,政治一统,中央政府逐渐能够对人民实行有效管理,这一时期,以墨家为代表的私力救济群体便显得不再如战国时代那样重要甚至必要。况且太多侠客的私力救济将影响到政府的公信,所以墨家思想必然在中央政府的禁绝之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东周时代出于政治体制的变迁(由封建制到帝制的转换时期)以及社会纷乱的政治局面,当时的社会环境较为宽松,思想流派也日渐兴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东周时期才会产生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到了秦汉王朝建立以后,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王朝需要一种统一的政治的思想。秦始皇在百家之中选择了法家,结果因为在天下初定之际就严刑峻法,最终二世而亡。到了汉高祖时代,白登之围以后,汉朝统治者逐步意识到与民休养生息的重要,所以这一时期开始推崇黄老之学,施行无为政治。终文景二朝,“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统治者对于集权统治的需求,使法术政治和法家思想成为了主流。而有鉴于秦末的法家思想带来的百姓离心的局面,汉武帝遂用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种对于儒术的独尊,不过是汉武帝的一种手段而已。而事实恰如后来汉宣帝对汉元帝解释的那样:“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则可见汉代的政治阳儒阴法的本质。
之所以用儒家作为法家政治伪装的外衣,是因为儒家讲求仁爱,主张温柔敦厚。墨家虽然同样主张“兼爱”,但“兼爱”跟“仁爱”的本质是有所不同的。儒家讲求的“仁爱”,更多的是寄希望于统治者,也就是希望圣君贤臣来实行仁爱。而墨家的兼爱,则是寄希望于通过国君的推广,使全民都能够兼爱。他以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楚灵王好士细要、越王句践好士之勇举例,认为“若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并认为实行兼爱也是如此。所以最终的兼爱,依旧是落实在每个人民群中的每个个体上,而不是统治者本身。这也就决定了墨家必然不能代替儒家成为法家政治的外衣。
综上,墨家思想虽然与儒家思想在先秦并称为显学,但由于其自身缺乏系统的经典文本和传承,个中思想又不适用于统一体制和集权政治,所以导致了其在汉后的消变乃至灭亡。
非常感谢您的抬爱,另外关于西游记那个,我觉得问题问得有点杂,就不回答了。
匿名用户

匿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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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对于这个应当说比道家更加明确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组织存在的东西,我们现在除了对《墨子》和其他几篇本派文献,以及后世文献中的只言片语之外,所知太少。
我们知道墨家传世文献不多,但经过秦汉两代(尤其是大规模重写先秦诸子的汉代),这个“不多”本就是存疑的,墨家的思想体系全貌如何,单靠一本墨子和其他几篇残缺且真伪存疑的文献是不是就能完整说明,这都是问题。
我们知道墨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组织,但是至今没有可靠的直接证据来说明这一点,我们也几乎无法知道墨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我们知道从儒家文献中知道墨家在战国时影响力广泛,但是否真的如此,如果是真的,这种影响是什么意义上的,是社会影响吗,还是政治影响?如果是前者,那为什么没有出土过墨家仪轨的遗存呢,如果是后者,为什么同时代没出现过相关的政治记载?有哪个诸侯国的政策变迁明确可以说明是受墨家思想影响的?这也不知道。
先秦世界因为大量汉代整理文献以及部分出土文献的存在,貌似已经很清晰了,其实神秘难解之处依然非常多,我们今天依然停留在“墨家是什么”这个问题上,题主的问题,只有等待将来的新发现了。

陈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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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意识形态,不管你是新儒家,还是乡绅派,或是工业党。只要你不反对政府主导,一党专政,我们都可以谈。

什么,你要加强民间自由结社,弱化政府监管。来人啊,把这群反蔗拿下。
匿名用户

匿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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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吧:
最主要的,墨学继承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也就是没有在思想和学术上的领军人物,导致思想和学术的传承出现了问题。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的,墨学中人,多是社会底层人士,学术修养欠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次,也是比较关键的,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墨家是有自己严密的组织体系的,而且其领袖,叫钜子,对手下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秦以后,政治上大一统,断不允许出现一个可能与政权对抗的团体。

锡金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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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很像一个穿越过去的党员,党性太强了。

杨玉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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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春秋到战国时期,文明的发展是从自由扩张变成边境挤压的,所以在处理新时期的国家关系的时候,诞生了诸多新方法。
秦后,由于统治疆域过于广阔,需要不断加强集权,体现在文化上就是改造后的儒家学说灌入人心,其他思潮也不会诞生了。
怎么理解古代中国统治疆域过于广阔呢,这是对比欧洲王朝来说的,同样生产力情况下,欧洲被地理分割成的国家面积小于同期中国,使得命令传递,战争行军,即是对国家的控制难易程度比中国低,文化上集权程度就相对较小。
但是哟有一点不明,为什么中世纪基督教也这么黑暗

枫林向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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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儒家更适合。

至于为什么消失了,试想墨家的主张你做的到么?

除了墨者团体外,一般人很难做到,自然会消失。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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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要恢复礼教,说明在战国以前,中国就是讲礼,周礼。
“情-礼”文化在中国的根基非常深,墨子那套可以说是异端了,没有根基。
举个现实的例子来说明:现在的中国骨子里也还是官本位的文化。中产阶级文化在国内这几年挺火热,但是中产阶级文化是“人本”,”人道”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人本主义文化在国内没有根基,中产阶级文化在国内也没有根基。在国内聊中产阶级文化,多少有些空谈的意思。
官本位与人本位,从这个角度有助于理解儒学与墨学的关系。
另外推荐看看李泽厚的书。

熊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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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我国古代史来看~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乱但是儒向来重礼法,可教化改造性强,而且组织武装对抗国家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墨家以行侠立世,拥有自己的组织,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只能发展在乱世。在统一的国家政体面前,它就是个暴民因素,必被打压!或者收为国用,服务于统治者!

文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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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一下。

墨子是个完全的功利主义者,他所提倡的兼相爱是为了而兼相利,认为做到视人如己就可以绝对公平从而天下太平。不过,举个栗子,视人之父如己之父,把别人的爸当做自己的爸一样来恭恭敬敬的孝顺,这一点,臣妾做不到啊!压力山大的后果只能是把自己的老爸当成别人的老爸一样的鄙薄。

中国社会到底来说还是个人情社会,孔夫子的仁者爱人,推己及人更能入老百姓的法眼,纯粹从外在的利害来权衡,确实难以服人之心。既然不为人信服,自然无法流传。

不过,墨子可以说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带盐,为了天下太平的崇高目标,自己率先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确实不愧为伟人。但自己当伟人可以,要求民众个个都当伟人,过着和他一样苦行僧的生活就有点过了......

吴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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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冬天你在外面不穿衣服洗冷水澡我已经预测出你的疾病了

滕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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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方式:没有抓住教育根本

less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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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浅见,仅供玩读。

首先我们要明确,第一,当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不仅是墨家,其它诸子百家除了儒家可是都没被发扬光大。

第二,在封建专治时代,学说的兴亡是和国家的统治息息相关的。而这也是最后儒家得以被重用的关键原因。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既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又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但同时在经常经历着生死离别的乱世当中,往往也可以孕育出很多优秀的思想流派。当时规模较大的几家就是儒家、法家、墨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名家等等。而这些里最适合作为帝国统治的学派就是儒家。

作为统治者他最希望的是什么?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兴亡?那是第二位的。任何的统治者,能做到皇帝的统治者,他所希望的第一点都是稳定。这在今天全球各个国家也都同样适用。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等等这些开国皇帝,再到中国、美国等等开国总统主席,哪个不是打天下时候告诉你要懂得反抗,坐天下了告诉你要忠君爱国?不然我们也就不用倡导言论自由了,因为没了光腚总局,也没了那么多的领导;不然彼时斯诺登也就不用辗转各国寻求庇护。

而古时候又与现如今不同。如今家家都用互联网,全球的思想碰撞都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儿,想“洗脑”可没那么容易了。前脚刚说女人要遵循三从四德,后脚就看见西方国家女权主义者裸奔维权,这怎么洗?所以现在即便书本上还是儒家思想居多,但它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远不及当年的影响力。现在国家的稳定都是通过媒体,有时、有序、有向的煽动民意来达到言论束缚与自由的平衡。当然我并不是个阴谋论者,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是国家想让你看就让你看,不想让你看就不让你看,不是的。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如今正在越来越开放,但它依然相较于世界发达国家而言,在信息开放度上有一定差距。

古时候不用就不用这么费劲了。古时候信息传播速度远不及现在,身边人告诉你什么你就知道什么,你甚至都不知道山的另一边有海,思想的碰撞也就无从谈起了。在这个前提之下,只要苛捐杂税不至于让人家破人亡,百姓知道循规蹈矩,遵礼重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也就可以了。而儒家的思想,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因此儒家也就自然而然的走上王位了。

墨家思想虽然也提倡兼爱非攻,即人要有大爱,要尽量避免冲突,但同时墨家思想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开民智,即“天志”。虽然墨家的“天志”指自然科学,但科学的进步一定也离不开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不然也不会有哲学是自然科学的指路明灯这句话了。同时每一次科技的进步也往往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最早人们刚开始会用火,到后来的农业革命,再到工业革命,再到电气化时代,直至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每一次技术的大幅跃进都会引起社会或好或坏的变动,因此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作为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墨家也和其它百家一样,被笼罩在儒家的光环之下了。

以上。

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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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墨家太激进了,而且当时的生产力注定了工人阶级只能被人领导,所以就被主张差不多,只是把巨子这个人换成了皇帝而已的法家当然比墨家更有吸引力啊。墨家当然竞争不过他啊。

墨家就像马克思主义,法家就像一共,独尊儒术以后是二共。

lee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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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墨家的思想不符合基本的人性,人的本能是逐利的、趋利避害的。兼爱、非攻、尚同估计也就圣人才做得到。不,估计圣人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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