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家墨家道家都排斥诗书礼乐而儒家传承诗书礼乐?

不好意思,小学生水平粗浅入门。法家排斥诗书礼乐,道家认为诗书礼乐是社会衰败的产物,认为五音令人耳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墨家反对音乐,有一篇著名的,认为天底下所有人喜欢音乐天下就乱了。为什么法家墨家道家会有这种看法?而单单儒家是传承诗书礼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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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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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是文武之道的辩证统一”

法家和道家是一种“武道”,重视权谋讲求实效;它适用于乱世阶段和事业草创阶段,不可长期使用

儒家是一种“文道”,重视道德礼仪气节涵养;它适用于太平盛世和守业阶段,可以长期使用

一个精明杰出的领袖人物总是在“文道”与“武道”中灵活转换:当他开创事业的时候往往用武道,法术诈力无所不用其极;但当事业渐入稳定的时候就要及时转“武道”为“文道”,这时候儒家的礼义廉耻道德规范就发挥作用了

当武道过剩的时候会产生“武残”,这时候要用儒家的文治来修复“武残”,当文治过了头就会产生“文弊”,这时候就要重新使用“武道”来拨乱反正,修复“文弊”


在一文一武的相互转换中产生的,就是一部中国历史;而文武之道转化运用不当就会招致亡国之患

那么以我这种观点来看,诸子百家其实并不矛盾,学习的关键处就是明白文道与武道的辩证统一;然后运用到工作生活中:什么时候适宜用文道(儒家),什么时候要来些武道(道法);灵活运用则天下无敌

千万不要把它们看成是彼此对立的学说

乐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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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尿,食色者性也是告子说的好吧,非孔,非孟。你干嘛觉得道家反对这些?淮南子等一些道家书不一样赞同吗?这么比喻一下,诗书礼乐这些是一把刀,道家反对的是用刀杀人,而不是反对刀。

所以道家注重清心寡欲。

《化书》:环舞
  作环舞者宫室皆转,瞰回流者头目自旋。非宫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回流之,改变也,则人自变之。是故粉巾为兔,乐石为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图脸画眉,而人不知。唯清静者,物不能欺。


一个道理。

徐晓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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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之前我说过,儒道墨法都是治世之学,也都认识到春秋乱世的根源在于人的欲壑不平,儒家的解决之道是承认欲望是人性:食色性也。然后通过人际之间的情感互动,通过提高人的认知水平,让儒者将欲望升华或转嫁为对家国亲朋的责任,以自己的付出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道德的充实感,也就是说将欲望进行了升华或克制。这是儒家的法门,也是治世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中华两千多年来的实践也证明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从根本上讲,这也是文明进步的需要,我不怎么读道法,所以不能说道法就是反文明的,但儒家的这套方法对中华文明的是必须的,只是后世的大一统对其有所扭曲,忽视了对自然的研究、放弃了秩序的对等。
所以,学是儒家的根本手段,对生民是教化,对自身是吾生也有涯而学无涯,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也这种积极进取的状态中获得自我肯定与赞许,从而获得自己挺身傲立人世间,放弃功利与欲望而为当世则的内在支持与满足感。

朝抚菊暮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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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题主解一段论语。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存在的意义,是让社会和谐,人们和睦相处,先王制订它的缘故也就在这里。然而事无巨细尽数规定,是不可行的;为了和谐而和谐,不用礼来约束,也是不可行的。

请题主思考一下这里的礼有哪些内涵和要素,表现形式是什么,然后和法家对比一下。

林建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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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你乖乖聽話就行。
墨家:像基督徒一樣,愛天下人(目標)。
道家:大家相安無事,這樣最好。
儒家:教你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可是有各自對應的東西),學成後做你想做得。

你想哪個?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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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中有一个观点或许对题主有帮助!统治者用繁复的礼乐制度达到愚民效果!使之更加方便管理!

小锦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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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_ー)!!(ー_ー)!!(ー_ー)!!
佛教里有要求修行人不涂香(香水,有香味的洗浴用品,化妆品香料等等),但是祭拜时点的香也是有香味的,用檀香、沉香制成的更是香味悠长。
孔子所提倡的诗书礼乐并不是靡靡之声,而法道墨等家所否定的也不是雅正之音。
《道德经》里的五味五音只是道出外界的刺激对内在精神的影响。
沉迷声色孔子也是反对的,当年孔子会周游列国也与齐人赠送鲁国女乐有间接关系。
人间太平十二律正,清风生,佛教也用音乐,基督教不只用音乐通过各种艺术手段传达教义以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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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流行音乐才奇怪吧,音乐里天天要生要死,唱的人唱到最后也要生要死的,听的人也被灌进了些古里古怪的思维。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艺术是灵魂的交流,还灵魂一世清明。

佛手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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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诗经》背后的周代礼乐文明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马银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近一百年前,胡适、闻一多等前辈学人为“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而奔走呼号:“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闻一多《匡斋尺牍》)。经过近百年的宣传与引导,《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无论从作品创作、结集的目的,还是传承、使用的方式而言,《诗经》都与后世的文人诗歌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不仅仅是作为诗歌而存在,更是诗(歌辞)、乐、舞与礼结合的产物,其中承载着整个周代的礼乐文明。作为周代礼制度之产物与组成部分的《诗经》,它的创作、结集以及传承的整个历史,始终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





商朝末年,居住于豳地的周族,因受戎狄部落的挤压,在古公亶父率领下举族迁徙。他们沿渭水西行至周原岐山一带,在漆水、沮水旁觅得可居之地,于是平田整地、筑室造屋,设“五官有司”而开启了走向文明的新生活。周民族最早的史诗《大雅·绵》,详细记录了古公迁岐、建都的完整过程,具有典型的史官叙事的特点。武王克殷,举行祭祀文王的典礼之后,立政并追王烈祖,形成了体系完备、职责分野相对明晰的职官体系。武王克商后使用于仪式的《大雅·大明》,同样被视为周民族的史诗性作品,却表现出了与《绵》专注于记史相区别的、专注于颂赞的特征。稍后出现的《大雅·文王》,以“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服于周”“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等话语,表现出了浓重的陈诫意味。《绵》之记史,《大明》之颂赞,《文王》之陈诫,十分典型地说明了早期乐官职能由记史向仪式颂赞与陈诫的转移。之后出现的《皇矣》《生民》《文王有声》《棫朴》等《大雅》作品,在歌颂的向度上,极大地推动了仪式乐歌的发展。





礼乐相须为用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西周初年被剥离了记史职责的乐官,除了仪式颂赞与陈诫的功能之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职责,就是为仪式典礼配备歌乐。因此,除了《大明》《文王》这些或歌功颂祖,或陈诫时王的乐歌之外,还有一批满足仪式配乐需求的乐歌。西周早期是祭祖礼率先发展的时代,《诗经》中时代最早的仪式配乐之歌,便均与祭祖礼直接关联,如《周颂》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我将》《桓》《武》《思文》《有瞽》等等。这些祭祀乐歌与仪式颂赞、陈诫乐歌相配合,初步呈现出了周礼“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礼乐特征。康王三年“定乐歌”(今本《竹书记年》卷下),使这批乐歌得到记录和编辑,由此产生了周代文化史上第一个有迹可循的仪式乐歌文本。这个文本,一方面成为后世诗文本继续编辑的文本基础;另一方面,它又被用为国子乐语之教的课本,通过“兴、道、讽、诵、言、语”为内容的“乐语”之教(《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为后世《诗》成为“义之府”(《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奠定了基础。

到西周中期,随着射礼、燕礼的成熟,《大雅》的《行苇》《既醉》《凫鹥》等以燕射过程为内容的乐歌进入诗文本,由此开创了中国燕乐文化的先河。至宣王中兴时期,效法先祖、重修礼乐,为更多仪式乐歌的创作提供了条件,《小雅》的《鹿鸣》《南山有台》《湛露》《彤弓》等一系列配乐之歌因之出现。这一批以燕乐为主题的诗歌,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对“和乐”的感受和强调。《礼记·燕义》在解释燕礼的用途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和宁,礼之用也。”只有经历过“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大雅·桑柔》)的厉王之乱后,周人才会格外重视只有太平安宁时才有的燕饮活动,而燕饮场合饮食、歌乐之“和”,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国语·郑语》)这一哲学层次上“和”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宣王初年对朝政的反思,不仅表现在重视协调君臣上下关系的燕射之礼上,还表现在把那些为规劝厉王、讽刺朝纲大坏的“变大雅”用于仪式讽诵以警示时王上。这实际上是对“正大雅”中《文王》所创仪式陈诫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只是由于历史环境与朝政状况的巨大差异,与《文王》一诗的诫语多针对“商之孙子”不同,《民劳》《板》《荡》等诗说的是“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曾是莫听,大命以倾”,规劝与讽刺的对象直接指向周王及其执政大臣。这一类诗歌被用于仪式讽诵,从根本上突破了仪式陈诫类乐歌的题材界限,为宣王后期至幽王时代讽刺类乐歌的蓬勃出现创作了条件。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厉王“变大雅”进入仪式,除了为讽谏目的的“采诗入乐”(《通志·职官略一》)之外,还存在一种为仪式配乐目的的“采诗入乐”,即取时人感怀之作配入音乐,作为仪式之歌。正是因为这种“采诗入乐”的存在,在犒劳使臣的燕饮仪式上,才会出现与仪式无直接关联的思念父母、感慨“王事靡盬”的《四牡》;在“遣戍役”的仪式上,才会出现出征猃狁的戍边将士于归途所作《采薇》。《四牡》《采薇》的内容与相应的仪式的确存在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出现了不属于仪式的哀伤与感喟。这些哀叹之情,与厉王“变大雅”一起,改变了仪式歌唱颂圣歌辞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仪式乐歌在自周初以来由《大明》《文王》所示范的歌颂与陈诫之外,出现了直接针对周王与执政者的讽刺和抒发个人情怀的哀叹。这些内容,反过来又强化了仪式乐歌原有的陈诫、讽谏功能,推动了两周之际讽刺类乐歌的创作。此后,诸侯风诗也在“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的名义下被纳入周乐体系。至此,西周初年以来为仪式目的而产生并依附于乐的“歌”,变成了“吟咏性情以讽其上”上的“诗”(《经典释文·序录》)。于是,“采诗入乐”带来的歌诗合流,丰富了仪式乐歌的内容,进一步提升了乐辞的价值。加上西周以来国子乐语之教的推动,收录仪式乐歌的《诗》就与《书》并列,成为“义之府”而备受推崇了。春秋中期晋臣赵衰“《诗》《书》,义之府也”这句话,揭示了《诗》独立于仪式与音乐的德义价值。





春秋中期,齐桓公等诸侯霸主的倡导,让周礼再次受到推崇并成为协调诸侯关系的有力工具。在这一背景下,“聘问歌咏”“赋《诗》言志”成为一时风尚。可以说,“聘问歌咏”“赋《诗》言志”,是在周礼逐渐崩坏的社会环境中,《诗》与礼乐相互依存的特殊形态。到春秋末年,周王室共主地位完全沦落,周礼成为诸侯兼并战争的绊脚石,“聘问歌咏”“赋《诗》言志”的儒雅风流,也就跟着销声匿迹了。

在执政者失去推行周道、重振礼乐的意识与能力时,以文王、周公后继者自居的孔子,主动承担起恢复和弘扬礼乐文化的责任。早年的从政经历,让孔子意识到在实践层面恢复周礼的不可为;于是,从学术层面通过教授弟子来传承周代礼乐文化,就成为孔子晚年唯一的选择。尤其是以礼乐方式传述《诗》:“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然而,脱离了礼乐制度保证之《诗》,终究无法以礼乐形态继续存在。因此,在儒门弟子的传承中,彻底脱离了仪式与音乐之《诗》,不可挽回地走上了德义化的诗教之路。





总之,西周时代以“乐”的形态与“礼”共生互动之《诗》,在从重“乐教”向重“义教”的转化中,经过“聘问歌咏”“赋《诗》言志”的挣扎与过渡,最终成为孔子诗教的课本。在儒门弟子德义化的阐释中,与“乐”分离之《诗》重新依附于“礼”。“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篇》),在《诗》与“礼”的关联互动中,最终涵育为最具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诗礼文明,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与基本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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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三家就一起摶成了秦制。

yunwu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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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认为天下一切都是王的,贫民百姓越笨越好掌控。
墨家考虑问题是从最底层人民开始看的,眼界决定一切。
道家是研究哲学的,那是顶端学科,诗书礼仪太接地气了。
儒家的诗书礼仪是从高层来看,用以教化万民的,目的在于你愿意学我就教,教育的目的就是从上到下万民的进步,法家不需要,墨家想不到,道家看不上

十六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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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礼乐为古代儒家六经的名称:即《诗经》、《尚书》、《周礼》、《仪礼》、《札记》、《乐经》
也就是说你提的这个“诗书礼乐”是儒家的教科书,是课本,儒家当然重视。
而显然这并不是法家、墨家、道家的教科书,这些学派都有自己的教科书。

另外,法家和墨家也不一样,墨家有《非乐》,而法家没有提"乐“这个问题,这和法家出生的时代有关,法家出生的时代更晚,世道更坏,已经完全没有”乐“的土壤了,同时法家重”法“”术“”势“,完全为君主着想,为君主谋当然就要先谋那些能迅速提高生产力,提升战斗力,抬高君主权威,壮大综合国力的国策和谋划。

至于道家没什么可说的,说这学派没用吧,人家口才刚刚的说的一套一套的,说它有用吧,可又想不到对治国理政到底有个卵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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